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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祖与孙的红色接力

发布时间:2013-5-8 11:33:00   文章来源:人民公安报   责任编辑:政治处
祖孙三代无悔公安的情结


朱玉干烈士照片

  ◆朱玉干,1906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同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设立政治保卫局,朱玉干任局长兼侦察科长,1941年任鲁中区公安局局长兼社会部长。1941年11月,朱玉干不幸被日寇杀害。

  本报通讯员 许艳敏

  满怀豪情,投身革命

  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地,这里打响了山东抗日的第一枪,曾有无数的热血青年在此投身革命。朱玉干即是其中一位。

  朱玉干1906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郊区徂徕镇的一个中农家庭。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见识超群。1925年,他到萃英中学(今泰安一中)读书,在那里,他积极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玉干的妹夫程子栋曾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排长,是朱玉干带领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回想起当年革命时的情景,程子栋颇有感慨:“朱玉干作为一个革命者,经常往返于泰安、莱芜、新泰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领导人民反抗伪政府、打击日寇。他曾经多次被捕,多亏家里卖地卖粮营救,才有幸脱险。”但朱玉干始终无悔,他一直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经常跟大家畅想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1932年,朱玉干在山东省被反动当局通缉,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大连开展工人运动,途经青岛时,朱玉干面朝大海,吟诵了一首词:“男儿志在四方,踏碎荆棘前往;黑暗社会尚渺茫,太阳一出天亮。天亮,天亮,天亮,那时工作更忙;回忆人民齐欢唱,幸福在望,在望。”

  1938年1月1日,朱玉干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在起义准备期间,他的家成了起义同志的联络点和食宿处。为了解决起义部队的经费问题,他毫不犹豫地说服自己的亲属,毅然将仅有的家产土地卖掉,所得款项全部捐给起义部队购买枪支弹药。当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抗日游击队四支队政委黎玉和四支队司令员洪涛对朱玉干一家所做的贡献深表赞许。

  对于山东公安的起源,很多人把1941年3月24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建立山东省公安处作为依据。其实早在1938年5月,山东省委就设立政治保卫局,朱玉干任局长兼侦察科长,高明宇任执行科长,鲁宝琪任审讯科长,任务是保卫党的机关、保卫作战部队、肃清内部奸细,这就是山东省最初的保卫机关。1941年,鲁中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同时成立公安局,朱玉干任鲁中区公安局局长兼社会部长。

  朱玉干的外孙王庆军为我们讲述了朱玉干不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我常常听姥姥讲姥爷的故事。其实,姥爷并不只是进行这些革命活动,他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反特。‘七七事变’之前,姥爷失踪了两年,没有任何消息。很多年后,他才悄悄告诉姥姥,是周恩来亲自安排他跟踪一个日本大特务,从特务在青岛下船一直盯梢到其从香港离开中国,从来没掉过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当年11月,日寇袭击鲁中区党委和鲁中军区驻地芦山,朱玉干等人转移时与敌遭遇,因寡不敌众,加之奸细告密,朱玉干不幸被捕。日寇对他许以高官厚禄,妄图得到我党我军的机密。被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日寇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他。11月25日,顽强不屈的朱玉干被日寇割掉了舌头,挖去了眼睛,刺穿了胸膛,最后英勇牺牲。



朱玉干的女儿朱振东、外孙王庆军(右)与朱玉干老战友后代合影。

  “喜欢干这一行,我无悔”

  朱玉干牺牲后,党组织为了保护他的家人,把他的一双儿女送到了渤海抗小上学。如今,儿子朱振西已从武汉市纺织科学研究所退休。女儿朱振东已经年过八旬,退休前一直在泰安市公安局基层单位工作。她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直到现在,走在街道上,还有群众亲切地喊她“大姐”。为表彰她48年的默默奉献,公安部为她颁发了“二级金盾奖章”。因为父亲,更因为多年的工作经历,朱振东老人对公安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个家庭的公安情结并没有就此结束,朱振东的儿子王庆军也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他14岁参加工作,到今年已经工作了整整40年,由于工作出色,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有机会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但征求父母意见后,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的父亲的一句话让他顿时打消了念头:“干公安,是组织培养了你。你改行,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姥爷。”王庆军在基层派出所踏踏实实扎下根来,他当派出所所长时,派出所连年荣获先进。他多次获得山东省公安厅、泰安市委等单位的记功表彰。在从警生涯中,他腿断过两次,腰也受过两次伤,脚扭伤后现在变成习惯性扭伤,但他说:“喜欢干这一行,我无悔!公安工作很神圣,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没有干不好的工作。祝愿战友们能够完成使命,真正做一名对得起人民、跟得上时代的好警察!”

 舍生取义 不计得失


许新光与妻子合影

  ◆许新光,1919年出生,1937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联军,1943年后,历任安邱县公安局审讯股长、沂北县公安局副局长、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6月,他奉命步行南下,到达杭州后再赴金华,组建金华县公安局。

  1952年10月,许新光任浙江省公安厅二处副处长。翌年9月,调任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处长。1957年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本报记者 徐 佳

  “许新光”是更改的第三个名字

  当年英勇善战、打仗不怕死,被战友们戏称为“老毛子”。

  当年意气风发、奉命步行南下,渡过长江天险,组建金华县公安局,迅速平息3个县反革命分子策划的动乱。

  当年玉树临风,被网友誉为史上最酷警察照片的抗战时期泰山专署公安局侦察队全体合影中,许新光腰插缴获的日寇手枪。

  而眼前一脸慈祥平静的许新光老人,已将至期颐之年。

  “父亲今年已经是92岁高龄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的局领导,可能只有我父亲一人在世了。”今年49岁的许啸虎唏嘘不已。

  老人白发梳得十分认真,没有一丝凌乱。下陷的眼窝,悄然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一双眼眸里,在听我们说到 “徂徕山武装起义”、“抗日军政大学”等字眼时,会倏然闪过一丝激动的神色。脸上条条皱纹,如同那一波三折的往事——

  “朱玉干?他是我父亲许新光的表叔。父亲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看到这次采访名单中朱玉干烈士的名字,许啸虎感慨良多。

  1919年,许新光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徂徕山下的曹庄。1936年春,在表叔朱玉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1937年12月,日军飞机轰炸泰安城,许新光目睹了大批被炸死炸伤的无辜群众,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回家后听村里青年议论纷纷,说是徂徕山来了“朱毛”的队伍。他悄悄离家,步行30里路到了茅茨村,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联军。193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选派到“山东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担任特务队长。由于作战勇敢,吃苦耐劳,他被战友们戏称为“老毛子”。1941年秋,许新光奉命带领一个排的武装在天宝山警卫“省委第二期高级党校班”。副校长肖华前来检查工作,不料被敌人包围。八路军的一个连在天宝山顶的抱犊崮上吸引敌人的兵力。许新光临危受命,带领特务队护送肖华向滨海解放区转移,次日下午到达战略要地大沙河。由于许新光提前与中共鲁南敌工部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部署,使得肖华一行安全渡河,到达目的地。

  许新光小时候名字叫许兴祺,自参加抗日后第一次填表时就填上了“许辛光”这个名字。在他写了一半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抗日打鬼子是个要掉脑袋的事,要有牺牲一切的准备,因此我给自己重新起名叫许辛光,意思是只有先辛苦后才有新的光明未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新光又将名字里“辛”字改成“新”字,寓意开始投入建设新中国。

  许新光与公安事业有着不解的情缘。

  1943年后,他历任山东省安邱县公安局审讯股长、沂北县公安局副局长、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6月,他奉命步行南下,到达浙江杭州后再赴金华,组建金华县公安局。

  1952年10月,许新光任浙江省公安厅二处副处长。翌年9月,调任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处长。1957年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许新光90大寿时与三位儿女合影

  男子汉就是要当刑警

  许啸虎还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的独子。“我对公安这个职业有感情。儿子必须当警察。”许新光只说了简简单单两句话。1981年10月,当时已在杭州市第二轻工业局有了一份好工作的许啸虎,参加了公安工作。

  “当时有别的部门可以去,可父亲又是简简单单一句‘男子汉就是要当刑警。’我就来到了上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这一干就干到现在。”

  从事刑侦工作30年,其中从事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26年。在杭州市公安机关,目前还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老同志仅剩两名,许啸虎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荣获全国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和浙江省刑事犯罪情报资料评比先进个人称号。1992年,他的一篇题为《广集资料、科学管理、服务斗争》的文章在全国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工作首次检查评比活动论文选编上刊登,并在全国刑侦信息工作中推广。

  2006年12月19日21时,杭州市某工业园区仓库内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许啸虎在第一时间赶到案发地派出所,了解基本案情后,通过网上信息查询,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经过反复查询网上信息,最终侦破此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此案的破获被业内行家称为信息战术和传统侦查手段完美结合的成功典范。

  “无论是我父亲战争年代的革命,还是我们现在和平年代的公安工作。父辈的舍生取义以及不计个人得失,都值得我们学习。只要你对公安工作全身心地热爱,你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快乐。”

 一位革命烈士影响三代人


图为刘善训的儿媳(右四)和她的儿孙们

  ◆刘善训,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郯城槠墩西永安村 (今郯城县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山东省临沂县公安局担任秘书工作,1941年日本鬼子对鲁南平原进行大扫荡,刘善训掩护大批群众撤退后,还对重要文件做最后的处理。眼看着日本鬼子进了屋,临危不惧的刘善训迅速将重要文件吞进肚子里,最后英勇牺牲。

  本报通讯员 蔡雪梅 闫 玮

  读书人走上革命道路

  刘方飞今年37岁,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一名基础教员。

  “我爷爷刘善训,1941年8月倒在了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年仅31岁。”虽然没见过爷爷,但他却是听着爷爷故事长大的。这些故事不仅影响刘方飞,也影响了刘家三代人。

  “爷爷牺牲后,乡亲们在爷爷身上发现了17处刺刀伤。他的胃被鬼子划开了,胃中还有没被消化掉的文件纸屑。”

  刘方飞说:爷爷刘善训,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郯城槠墩西永安村(今郯城县城)。听老家的亲友说,爷爷是个读书人,毕业于“老五中”(即临沂一中的前身),在当时,在“老五中”念过书就算个读书人了。

  也就是在“老五中”读书时,刘善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被吸引。1934年,刘善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刘善训到临沂县公安局,担任秘书工作。1941年,日本鬼子对鲁南平原进行大扫荡,大批群众撤退后,刘善训还在对重要文件做最后的处理。鬼子已经步步逼近,眼瞅着就进了屋子,临危不乱的刘善训将重要的文件迅速地塞进了嘴里……鬼子撤退了,倒在血泊中的刘善训再也没有醒来。

  1950年,刘善训被山东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图为刘方飞和妻子

  烈士的后代,没有光环只有责任

  刘善训牺牲后,留下了三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他们和母亲相依为命,熬过了艰难的岁月。

  刘方飞的父亲名叫刘景祥,在奶奶的建议下,他学了中医,后来成了槠墩公社医院的一名医生。

  刘方飞说:父亲不计功名,胸怀苍生,时刻不忘自己救死扶伤的信念,更不忘自己是烈士的后代。每次回乡探亲,父亲都背着药箱,为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治病。

  有一件事,刘方飞至今记忆深刻。

  刘方飞和父母姐妹们住在家属大院,大院外的胡同里有两个垃圾桶,一个是单位配的,离院子远,一个是私设的,离大院近。不少人为了图省事,就将垃圾扔在近的垃圾桶里,久而久之垃圾就堆到了路上。

  那是小学时的一个暑假,刘方飞也顺手将垃圾丢在了路边,正好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父亲严厉地批评了他,还让他将垃圾捡起来。

  刘方飞有兄妹6个,大家都有同样的信念:身为烈士的后代,身上担着更多的责任。

  从小姐弟几个就很用功,刘方飞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二姐在老家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三姐、四姐都在北京工作,工作上每个人都尽职尽责,这与先辈的传承不无关系。

  父亲退休后的一天,父子俩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方飞问:“爷爷牺牲后,家里没有了顶梁柱,要不咱们可能过得更好。”

  父亲回答:“在民族危难的时候,爷爷的选择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

  这样的对话,不止一次发生在刘方飞和父亲之间。年纪小时,刘方飞不明白父亲的话,只有到了清明节扫墓时才会感到分外自豪。每年,镇里都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每次刘方飞都会指着爷爷的墓碑说:“这是我爷爷!”

  爷爷牺牲后,奶奶做主将姑姑许配给了村里的一位普通农民。受家庭的影响,姑姑读过不少书,一直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姑姑常说的一句话:“我不能给娘家丢人。”

  当时村里有片西瓜地,在困难时期,那片瓜地无疑有很大的诱惑力。村里时常有人在劳动之后从地里顺手牵羊摘走两个西瓜,于是村里组织人在劳动之后检查一下有没有人摘瓜。姑姑家一直是免检的,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姑姑看重烈士子女的荣誉,绝不给父辈抹黑。

  刘方飞说,爷爷是烈士,对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自己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一次,女儿要写一个关于家乡的作文。刘方飞马上就帮女儿想到了一个好题目《家乡的银杏树》。在刘方飞的老家有很多银杏树,这种树成了家乡的标志。

  刘方飞给女儿拿出爷爷的革命烈士证书,告诉女儿:“这是你太爷爷的证书,你太爷爷就是牺牲在银杏树下的。”

  年幼的女儿不明白什么是革命烈士。刘方飞就将自己听到的关于自己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女儿听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太爷爷太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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